中国经济为何起伏波动,怎样理性应对


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存在起伏波动的曲折过程,增长速度不可能长期直线上升或者直线下降,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也不例外,也呈现出波浪式的快速上升的特点(没有出现过负增长)。中国经济目前呈现下行态势,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6%逐年下滑到2015年的6.9%。而“十三五”规划期间,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必须保持6.5%以上。应该怎样正确认识和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下行态势、如何才能保持“十三五”规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6.5%以上,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重大现实和长远的问题,也是目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焦点、议论的热点。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应对经济下行、实现高速增长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应对经济下行、稳增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高峰及其成因

1978年至2010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靠改革开放,利用市场竞争、多种所有制和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发挥劳动力充足价廉、农地廉价征用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增加投资和资源消耗,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加工制造业,中国经济连续33年实现了世界罕见的年均约10%的高速增长。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三个高峰出现的原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一个高峰是1984年的经济增长15.2%,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发展战略转型。从1978年底至1979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但前几年主要还是做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工作,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纠正“两个凡是”的偏差,为改革和发展高潮的到来做准备。1979年开始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严重失衡的重大经济比例关系,加快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提高消费比重,支持乡镇企业发展。首先从农村开始改革,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1981年以后的经济上行创造了有利条件。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两步走”、“翻两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战略,实现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提出要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特别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改革全面展开,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把“包”字请进城,放权让利形成激励机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期,由1981年的5.1%提高到1984年的最高点15.2%。

第二个高峰是1992年的经济增长14.3%,原因主要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改革开放全面加速深化,更充分地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在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一定停滞的关键时刻,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推动了改革开放。以讲话精神为指导,1992年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了指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制定了中国改革的第二个纲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市场化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加速推进,基本完成价格放开的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全面展开,分税制、汇率并轨取得重大突破,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

第三个高峰是2007年的经济增长14.2%,原因主要是中国抓住了加入世贸组织和美国“新经济”的机遇。1999-2007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8年)的经济上行,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结果。经过长达l5年的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一些人以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产业和市场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甚至可能被冲垮。人们把“入世”形容为“狼来了”,实际上不是“狼来了”,而是更好的机遇来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三低一高”(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低赤字率和高增长率)的所谓“新经济”,大量从中国进口,使得中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应对经济下行和稳增长的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起伏波动的原因和应对,为我们合理有效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出现的经济下行,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和主要制度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一次由经济下行转向经济上行的第一推动力或者最重要的动因都是改革的实施和深化。而且,在改革中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和稳定应该为发展服务,发展能够促进改革和稳定,改革必须带来发展,使尽可能多的人受益,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也不能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更不能因为害怕不稳定而不改革,要尽量使三者协调统一、互相促进。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经济过冷、增长速度太慢、生产不足,肯定不行,因为这样会造成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国家各个方面的发展受阻、人民大众生活困难、贫困现象加剧;经济过热、增长速度太快、生产过剩也不好,因为这样会导致资源浪费、通货膨胀、工薪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加剧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只有供求基本协调平衡、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合理,才能实现经济协调持续稳定增长。

在低收入阶段的初期经济发展,由于国内收入水平低、资金短缺、技术和管理落后,难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不可能依靠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驱动经济发展,只能主要发挥劳动力充足价廉、农地廉价征用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引进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加工制造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就是这样发展的,但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条件、新问题,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人口老年化使得劳动力也会出现下降趋势,土地的稀缺、农地的大量占用和粮食安全决定土地不可能再大量廉价征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高精尖技术难以引进,资本由严重短缺转变为相对过剩,使得原有的比较优势转变、后发优势减弱,原来的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新条件和新要求、原来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调结构、转方式,否则无法保证经济持续稳定高效增长。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起伏波动的状况表明,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经济增长主要不能依靠出口拉动,扩大内需是根本之策。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内需在一定时期可以主要是或者首先是投资需求,但是从长期和根本上来说应该是消费需求。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不能以外需拉动为主、应该以内需推动为主,而且国际贸易受国际经济状况的影响巨大、主要不能由本国控制,但是由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庞大(9亿左右)、就业问题长期突出,因此越是经济下行越要想办法扩大开放、增加出口,特别是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和消化积压库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表明,经济转型期的国民经济运行特征会随着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会出现新的特点。准确把握这个变化趋势,对于我们正确把握经济走势、合理有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起伏波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单一公有制、存在平均主义倾向的财产和收入分配制度以及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的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形成的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农业落后、服务业太少”的畸形产业结构和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城乡结构,主要采用的是粗放型、外延型、内向型、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此相应的经济运行特征是供给严重短缺、工农业消费品都要凭票供应、排队购买、连温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短缺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甚至私有制经济的比重超过60%;财产和收入分配也由平均主义倾向转变为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贫富差距扩大;计划经济基本上转变成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先后发生重大变化,先是“轻工业太轻”完全改观,在1999年至2012年的重新重工业化之后,2013年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发展方式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但也由内向型转变为外向型,与此相应的经济运行特征是供给规模快速扩大、几乎所有由短缺引起的限购票证都取消,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环境对各国经济尤其是开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影响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3次大的经济下行,都有世界经济政治因素的作用:1984-1990年经济下行就受到苏东剧变的影响、导致“六四动乱”的发生,加剧经济下行;1992-1999年的经济下行,则是由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引发;2007-2015年的经济下行更是直接由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当然经济上行同样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正是利用了上世纪80年代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业由日本、“亚洲四小龙”向外转移的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资本过剩的机遇,大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贸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1999-2007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长(8年)的经济上行,更是加入世贸组织,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新经济”带来的机遇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还表明,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既有合理的作用,也有不合理的作用,该管的有的管了、有的没管,不该管的也管了。比如,在历次经济上行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促进作用,但是依靠投资、追求速度的倾向也导致了经济过热、膨胀;在历次经济下行过程中,政府既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了下行,但是又造成了新的问题。中国现在应对经济下行,需要进一步健全法治,加强民主监督,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进行宏观调控,把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交给市场和社会,更合理有效地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

在国内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必须坚决压缩产能、去库存,只有这样经济才能止跌回升、持续增长。压产能、去库存的方法包括退出转产、关闭相关企业、破产清算、重组兼并、合理增加相应需求、降价销售、人为销毁、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和消化积压库存等,应该尽量少采用破产清算、人为销毁的方法,这样可以减少损失和阻力。压产能、去库存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影响相关企业、投资者、管理者和职工的利益,会遇到较大阻力,因此必须在尽量减少去产能的副作用的前提下,痛下决心克服阻力,忍受去产能不可避免的痛苦,因为长痛不如短痛,生产过剩持续的时间越长,经济下行的时间也越长。

中国经济既要消除“短缺经济”的不足,又要避免“过剩经济”的缺陷,实现“供求基本协调平衡经济”

正确认识和成功应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本特征的新理论。笔者认为,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是“过剩经济”(生产过剩危机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或者说生产过剩是“常态”);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典型特征是“短缺经济” (生产不足、供不应求);中国现在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基本上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由基本不起作用转向发挥决定性作用;占60%以上的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也大大超过公有制经济,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大幅度扩大,“短缺经济”的状况已经基本改观,甚至出现了相对过剩。那么,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短缺经济”,也不能说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的“过剩经济”,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主要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本质区别。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发展过程中,还很不成熟,还没有基本定型,所以现在还难以准确界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但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效率和公平统一兼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既要消除“短缺经济”的不足,又要避免“过剩经济”的缺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供求基本协调平衡经济”。

引起这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与以往几次经济下行的原因不完全相同,应对这次经济下行,我们必须对症下药,全面深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结构性改革,完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下决心真正做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要合理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工薪收入的比重,增加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消费需求,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协调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的协调、稳定、中高速增长。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三去一降一补”)是中国现在调结构、稳增长的五大任务,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只要努力去完成这五大任务,肯定能够促进结构向优、经济增长,但是不能保证马上立竿见影、止跌回升,甚至可能继续下行一段时间。

第一是去产能、去库存只是减少已经过剩的产能、积压的库存,特别是像资本主义国家以往应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那样,采用人为销毁的方式(如强行关闭企业、拆除机械设备、低价抛售或毁坏过剩产品等),并不能增加生产、直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第二是如果不采取人为销毁的方式去产能、去库存,真正要做到去产能、去库存,多数必须有新需求或潜在的有购买力的需求,所以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总需求是否能够有效扩大。只有总需求扩大,总供给才不会过剩并且才能扩大,经济也才能止跌回升。第三是完成去产能、去库存的任务,非一日之功,不是短期就能做到的。如果产能过剩部门通过转产、进入短缺部门和新兴产业来实现去产能,需要有一个过程,短期还会增加投入成本、造成损失;采用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和销售库存的方式,虽然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也需要措施得当,经过一个努力的过程。第四是真正实现“三去一降一补”,困难不少、阻力不小、难度很大、任务艰巨。去杠杆、降成本虽然可以减轻企业负担、轻装上阵、更好发展生产,但是这只有在产能不足、产品短缺的产业部门才能奏效,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的产业部门面临的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不是增加生产;补短板虽然能够实现瓶颈产业的发展、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需要相应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制度条件,而且现在短板是少数,更多产业是产能过剩,即使补齐短板,总的状况可能还是过剩。

更重要的是,造成产能过剩、产品积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市场调节和民间投资的自发性、盲目性之外,相当部分产能过剩也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为了追求短期财政收入、政绩业绩而盲目直接过度投资造成的,有的也是地方政府参与支持保护鼓励推动民间投资,甚至是个别官员参股操控谋利导致的。而去产能、去库存可能会造成资产报废贬值、既得利益受损,导致部分企业关闭、破产清算、相关职工转岗下岗失业、相关企业高管的升降去留,所以很可能会受到地方保护、产能过剩部门的企业、投资者、少数利益相关的官员和部分相关职工的阻碍,这是去产能、去库存已经提出几年而成效不十分显著的重要原因,也是现在产能难压并且相当程度上要靠各级政府来压产能的重要原因。虽然民营的过剩产能可以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由市场机制优胜劣汰、自然淘汰压缩,但是国有企业、政府投资、地方政府参与支持保护和少数官员参股操控的过剩产能的压缩,还必须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采取坚决、果断、有力的措施,真正做到壮士断腕断臂,同时切实安置好相关职工。

总而言之,应对经济下行,必须全面综合协调配套改革、供给与需求两端发力,多管齐下,才能奏效。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郭洋志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转载自人民论坛网 作者: 简新华,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有侵权行为,请联系我们,我们会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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